臣近曾上殿进劄子，言乞依两制议定濮王封爵、称号事，早降诏旨，及面有奏陈，皆蒙圣意开纳。至今已踰旬日，未蒙别降指挥。近风闻有臣寮建议，欲尊濮王以殊号者。朝论相传，未知实否。臣夙夕思念，万一有执政大臣造作此议，致陛下圣意难于可否，故臣不避再三之渎，须至奏陈，惟望陛下留神听纳，则天下幸甚。伏以仁宗皇帝当康盛之年，立陛下为子，皇太后不避六宫之怨，力赞先帝、保育陛下者，是皆欲陛下继体承祧，一意大统，报德述事，传于无穷。陛下自为皇子，则问安侍膳，纯孝已彰。即位以来，烝烝不怠，讴歌欣戴，夷夏帖然。但臣下不明陛下之心，故率然建为此议，殊不思若加濮王以殊号，则致天下疑陛下以怀报私亲为重，以传授大统为轻，事不两兼，理之然矣。上则违先帝之意，中则伤皇太后之心，下则失天下之望。当圣政惟新之际，岂宜失天下之心如此？况今三二宰执，皆是先帝旧臣，计其赞先帝立陛下之时，必不肯为今日之议。但以有保身之计，故不暇深虑事机，阿旨遂非，一至于此。岂顾事行之后，亏损圣猷，贻讥今古，虽悔何逮？臣窃见魏明帝太和三年诏书，其事甚明，陛下神圣博学，必亦览之详矣，足以度先帝、皇太后期望陛下之心。虽先帝圣德广大，非魏主之可同；在其爱子之心，必不相远。如陛下以宗庙重事，议论未同，圣衷难于独断，则望降臣此奏，付中书、门下，令两府大臣及未曾预议两制臣寮，同定闻奏。如此，则自然公理可见，是非可决，使天下知陛下以至公大义昭示今古，不以邪说谀论侵紊典礼。

或问：《春秋》之作何为乎？曰：《春秋》者，扶天理、遏人欲之书也。《春秋》，鲁史尔，圣人从而修之，则其所谓扶天理、遏人欲者何在？曰：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，若有恒性，而绥猷之责，后实任之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达而在上，所以植立人极，维持世道，使太极之体常运而不息，天地生生之理常发达而不可壅者，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。周辙东，王迹熄，政教失，风俗坏，天命之性、率性之道、修道之教不立，几若与之俱泯灭而不存焉。君臣之道不明也，上下之分不辩也，义利之无别也，真伪之溷淆也，诸侯僭天子，大夫僭诸侯，世莫知其非也。臣弑君，子弑父，强并弱，下篡上，而世莫知其乱也。其所为之事尽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，世莫知其不然也，孰能拨乱而振起之！幸而孔子至圣，不得其位，心虽切于救世，而绥猷之责不在，何补于世之治乱耶！若六经之书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诗》以理性情，《书》以道政事，《礼》以谨节文，《乐》以宣和畅，《春秋》尤以谨严为先，以为载之空言，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故鲁史之所书，圣人亦书之，其事则同，其义则异。鲁史书其君臣之义或未明也，而吾圣人则明之以君臣之义；鲁史书其上下之分或未正也，而吾圣人则正之以上下之分；兄弟之伦未立，长幼之序不存，而吾圣人则正之存之，以至辩别是非，予夺可否，使大义不至于溷淆也。其大要则主于扶天理于将微，遏人欲于已肆，故曰：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膺戎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或者谓《春秋》不过空言尔，而其功配于抑洪水、膺戎狄，岂非以作《春秋》之心，尤有大于放龙蛇、驱虎豹之功者乎？故曰：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以人心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，恻隐发于吾心，而是非公乎天下。世之盛也，天理素明，人心素正，则天下之人以是非为荣辱；世之衰也，天理不明，人心不正，则天下之人以荣辱为是非。所谓乱臣贼子恣睢荡跌，放人欲以灭天理者，岂其悉无是非之心哉！故虽肆意所为，莫之或制，而其心实未尝不知其非，而恶夫人之议己，此其一发未亡之天理，不足以胜其浸淫日滋之人欲，是以迷而不复，为而不厌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自若也，则其心未尝不欲变乱天下之是非，以托己于莫我议之地，既上幸无明君之正法以定其罪，而又幸世教不明，人心不正，习熟见闻以为当然，曾莫有议其非者，则为乱臣贼子者又何幸以逃其罪耶！故唐虞三代之上，天理素明，人心素正，是非善恶之论素定，则人为不善者有不待刀锯临、刑罚加，自几若无托身于天地间矣。时至春秋，周室大乱而世衰，圣王不作而道微，天理不明，人心不正，是非善恶之论几于废置，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其奸，不特礼乐法度之拘而已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也，要亦明是非之理，以诏天下与来世也。是以人心之公理，圣人因而明之，所谓笔则笔、削则削，乱臣贼子闻之，固将不惧于身，而惧天下后世之议，不惧刀锯斧钺之临，而惧倏然有能正其罪者，以人欲日滋之际，而惧天理一发未忘之时。孔子作《春秋》之功，顾不大乎！孟子断然以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，使先王之纪纲法度超然复振于世，而人心天理之尚存。不然，颠倒错乱，贸贸不明，三极果何恃而立乎！此孔子作《春秋》所以有功于万世也。与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说，以《春秋》之作乃赏善罚恶之书，所谓天子之事者，谓其能制赏罚之权而已。夫谓天子之事止于制赏罚之权，而绥猷修道之责乃不暇问，则是刘汉以后之天子，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。为是说者不惟不知《春秋》，抑亦不知所谓天子之事也。彼徒见《春秋》一书或书名，或书字，或书人，或书爵，或书氏，或不书氏，于是为之说曰：书字、书爵、书氏者，褒之也；其书人、书名、不书氏者，贬之也。褒之，故予之；贬之，故夺之。予之，所以代天子之赏；夺之，所以代天子之罚。赏罚之权，天王不能自执，而圣人执之也。所谓章有德、讨有罪，圣人以自任也。夫《春秋》，鲁史也；夫子，匹夫也。以鲁国而欲僭天王之权，以匹夫而欲操天王之柄，借曰道之所在，独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！夫子本恶天下诸侯之僭天子，大夫之僭诸侯，下之僭上，卑之僭尊，于是作《春秋》，正名分，而己自蹈之，将何以律天下之不法者！圣人宜不如是也。盖是非人心之公，不以有位、无位而去取之也。故夫子得以鲁史明是非赏罚也。天王之柄非得以自执也，得以假鲁史以寓是非赏罚之道也。赏罚之道，人心之公所在，而岂位之所在乎！或曰：夫子之为是也，非以鲁之重信义、崇礼教，可以变而至道也，是以托诸鲁史，以寓赏罚之权也。故其赏之也，非曰吾赏之，鲁赏之也；其罚之也，非曰吾罚之，鲁罚之也。鲁，周公之后，圣人之祚嗣之。以是非赏罚之权而予之于鲁，鲁亦不敢肆意而任之，则鲁乃周公之后，故予之也。以周公之后而行周公之典礼，以周公之典礼而欲行之诸侯、大夫，或者其庶几乎！此圣人意也。圣人以匹夫之微，不得擅天王之赏罚；鲁以诸侯之国，其可以擅天王之赏罚乎？鲁不可以擅天王之赏罚，夫子乃推而予之，则是夫子为其实，鲁独受其名，吾知夫子必不敢以自僭也。大抵学者之患，往往在于尊圣人太过，而不明乎义理之当然，意欲尊圣人，而实非所以尊之也。夫子告颜渊以四代之制不见诸用，而寓其说于《春秋》，此皆一切谬妄之论，其大要皆主于以礼乐赏罚之权为圣人自私之具矣。夫子之所以告颜氏者，亦谓其得志行道则当如是，岂有德无位而修当时之史，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？夫子，鲁人也，所修者鲁史；其时，周也，所用者尊时王之制，此则圣人之大法也。谓其修《春秋》之时，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，变时王之法，兼四代之制，不几于诬圣人乎！学以知道为本，学不知道，妄相传袭，害义伤教，于是为甚。后之观《春秋》者，必知夫子未尝以礼乐赏罚之权自任，而后可以破诸儒之说；诸儒之说破，而后吾夫子之所以修《春秋》者可知矣。孟子所谓「天子之事」者，从可识矣，庸非后世所当法乎！

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自善。

《大学》经一章，传十章。传之十章千五百四十六字，固以经一章为一书之体要。经之一章二百五字，则以此四句十六字为纲领也。此言大学之道何所在，曰在明明德也，在新民也，在止于至善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于天至明之德，朱子以虚灵不昧言之。虚灵不昧指心而言，虚灵言其气，不昧言其理也。泳在昔从先师受学，尝以明珠譬之。此珠光辉赫奕，若质之宇宙之间，自是昭昭灵灵；虽寘之泥涂之中，一旦涤去其污梁，仍旧光辉赫奕。然人心之明德极其至也，如帝尧之明德能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又岂明珠之所能拟焉？独惜夫人汩于气质，溺于物欲，自不能明之耳。明德即是天之明命，但明命以天所赋为命，言明德以人所受为性言耳。明德、新民，虽曰明德者其体，新民者其用，然亦只是以己昭昭使人昭昭。盖圣贤既有以明其明德，又不忍天下之人自昧本原，故教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。以天生烝民同有此明德，故我能明之，不欲独善其身，必欲兼言天下也。此两句只是一个道理。「在止于至善」者，明德须要明到十分，新民亦要新到十分。不但八分九分未为至善，便九分九毫九釐亦未为止于至善也。如尧之仁、舜之孝，方是至善。其他四端万行皆仿此推之，须要到十分方为至善也。《大学》一书只在此四句，四句只是明德、新民、止于至善，而三者又只是明德、新民造其极处。若论新民，又只是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而已，实只一事而已。自昔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只为此明德、新民、止于至善而已。盖天能以此明德赋之于人，而不能使之自明其明德，必生一神圣聪明睿智者出，为亿兆人之主，所谓作之君；又以我之明德教斯民皆明其明德，所谓作之师，我之自明与民作新，都要到十分处方是极至。此尧之「克明峻德」，必至于「黎民于变时雍」，是天下后世君师之模范。否则虽曰能明其明德，又能新民，只有一毫未止于至善，亦非《大学》之极功也。学者当思天之所与我明德，赫然罔有内外，与羲、农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初无少异。自生知安行之次，必当视听言动常见此理，瞭然于心目之间，如夫子所谓立则见其参于前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，如舜之见尧于墙、见尧于羹，则自终日不违、三月不违，以至于纯亦不已，而后可谓明德止于至善。及其新民，亦到十分极处，而后谓之新民止于至善。此问学之极功，圣神之能事，亦非出于吾性分之外也。上焉者，合下完具，谓之仁且智，在《中庸》则谓之曰性。其次当自敬以致其知，又力行以终之，谓之由智而仁，在《中庸》则谓之教，及其成功一也。若其节目条理，则先师之训又有发子朱子所未言者，他日又当与诸君子共讲焉。程子所谓天下之公理，不有益于彼，必有益于此者也。诸君子玩味此四句，要见天人之付受，又要见体用之一原，又要见神圣之极功。真知力行，无一息之间断，纯乎天理流行，至于用舍行藏莫不中理，斯为大学之极至，无些少之欠缺焉尔。

数日甚企想，而佩音悄然，何邪？始者承贤者来访，谓贤者资质志向之美，亦易通晓者，便极为剖析其是非邪正之分，庶几晓然不迷其所趋。再蒙见访，又道及濂洛诸老先生之书，都曾看来，亲手编写成帙，又知其亦素用功者。继而讲论鬼神之事，乃至偏执异端死而不忘之说，滞而不能化，亦未晓其受病之由。续到贤者之居，获奉从容，仍出江西至言，示其意所主者。始读一篇，不见其有一句入正腔窠；再读二篇，又不见其有一句入正腔窠。遂掩卷不读，而贤者又示以小诗与行状，乃知自孩幼时已异矣。而贤者嗜之不释口，且曰从濂洛诸老先生书来。某方得此，是其为好，并谈《易》、谈心，悉踵己见之误，而安之不怍。至是乃知贤者平生学问，知贤者胸中底蕴，知贤者病根所在，从原头本领差错来，缠心肠、蚀肝肺者已深矣。因觉始相见，极为剖析之言，殊不入贤者之耳，枉为虚说，而贤者于诸老先生之书，亦枉用许多工夫，全未有一字之得。此其故何也？由诸老先生见此道理素熟，所谓至精至好处，只作家常茶饭底事，平平说去，淡若无味，而其中发明孔、孟不传之秘旨，实为格言至论，千古攧扑不破。以时文浅识泛泛读过，莫能晓解，忽见此人说得奇奇怪怪，又简易径捷，便为竦动而陷堕其间。所向于诸先生书上，稍得一字之义而知味焉，则决不至有此陷堕处。非惟于诸老先生书未有一字之得，在孔、孟之门亦未得寸步之入。并觉昨所论鬼神一节，乃至幽至玄，无形影事，非物格、知至、理明、义精者，不足与语。而遽于贤者之前言之，乃强人以所未到之理，讲其所不当讲，答其所不当答，不能逃躁瞽之愆。然此心终不能恝然于贤者，以贤者方二十六，正孔子所谓后生可畏之时，前程地步，阔日子长，尽可阔步著工夫，做圣贤大业，不可但为山林苦行，偏滞在一隅，枉了可惜。今固不敢劝贤者绝濂洛而师象山，亦不敢劝贤者舍象山而从濂洛。此事未易决，姑置之勿论。且贤者读书为儒，岂非祖孔、孟者乎？今只以孔、孟门庭精要工夫，与贤者共切磨之如何？某在此不久，只月末便归，不得与贤者久处。若不说及此，恐失此等工夫，则疏阔走漏处多。且孔、孟门庭，精要工夫如何？在《书》则「惟精」与「惟一」不偏废，在《易》则「知至」与「知终」不偏废，在《大学》则「知止」与「静、安、虑、得」不偏废，「格物致知」与「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」不偏废，在《中庸》则「明善」与「诚身」不偏废，道问学与尊德性不偏废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与笃行不偏废。在孔子，则始条理与终条理不偏废，在颜子则博文与约礼不偏废，在孟子则尽心知性与存心、养性、事天不偏废。盖察之不精，则若何而能一？知之不至，则若何而能终？不知所止之地，则将于何而静？于何而安？于何而虑？于何而得？物不格，知不致，则意将如何而诚？心将如何而正？身将如何而修？善不明，则身将如何而诚？问学之不道，则将如何而为德性？又如何而尊？学、问、思、辨之不博审慎明，则将如何而行？又如何而笃？始不知条理，则终如何而为条理？文不博，则礼将如何而约？心不尽，性与天俱不知，则又将如何而存？如何而养？如何而事？万物固皆备于我，然物物各有头面，事亲当如何而为孝？事君当如何而为忠？事长当如何而为弟？夫妇当如何而为别？朋友当如何而为信？曰仁，如何而为仁？曰义，如何而为义？曰礼，如何而为礼？曰智，如何而为智？合当用义时，可只以仁应否？合当用智时，可只以礼应否？曰诚，如何而为诚？曰敬，如何而为敬？合当用敬时，可只以诚应否？曰忠恕，如何而为忠恕？曰中庸，如何而为中庸？曰义利，如何而为义？如何而为利？又有义之似利，利之似义，则将如何而辨？曰天理、人欲，如何而为天理？如何而为人欲？又有天理之似人欲，人欲之似天理，则将如何而分？凡此等类，只可坐想都了否？还亦须著工夫理会？如合著，工夫如何而著？不审贤者于此，已生知安行将去，抑尚在学知勉行邪？抑未能知，未能行，而合求知求行邪？此等工夫，甚欲与喻、顾二丈及王生相切磨，不然则空为世情契，不为道义交。今喻丈疟未愈，顾丈又拘书会，自讲说，诸执事并在坐相陪，独渠不曾一来，将意旨不相契，而禅进耶？抑某说之不足听邪？抑未能知味，以为缓而不在急邪？王生又屡邀而屡不至，昨适幸其至，方回头欲与语，而忽又不见，或谓径去矣。殊不晓其意之如何也。此理十说无穷，七说无尽，虽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以求之，犹恐不及。而悠悠若是，岂所谓志学者？窃叹黄堂笃意于开明后学，每见每必问。是何阖郡亦无一人稍体黄堂之意，以自笃其意；为开明之归，可以为黄堂说。幸而得贤者一人可语，又唱焉而不和，何邪？此天下公理，是曰是，非曰非，一行乎大公，非可拂理徇情，拗非为是而相取谀。若拗非为是而相取谀，则是陷人于非道，而贱夫人之子。乐人之取谀，而忌人之救正，则是又护过以匿于己，而吾道之贼也。此皆私意之尤，非君子豁然大公之心，而岂所谓切磋之道也？所学为何事，而私意如此，何时得胸中洒落，如光风霁月，何时得本体辉光洁白，如江汉以濯之，秋阳以暴之邪？野人前所讲义四段，想必已见，又不敢奉呈，恐不相契，反为覆瓿。旧亦有《心说》二篇，皆未敢唐突出授，深念贤者更遣此忠告，能并达此意于王生诸人，幸甚。

某始到学，吾子不外，首先来访，见其资质志向之美，可与适道，岂胜欣幸！续于九峰闻尊丈说吾子聪俊之发甚早，自九岁已能文，十二三已志道，今年方二十，又不胜钦慕。屡使人邀屈，欲细扣所学来历，庶知其是非深浅，可以置切磋之功，而屡邀屡不至，屡唱屡不和，今几匝两月矣，竟未得与吾子有一日之欸，剧谈而痛论。昨忽承吾子之至，方回头欲与语，而忽径去又不见，此其故何谓邪？是固不难晓矣。子学渊源祖象山，曲护祖印如护命，惧拙者有以攻之，故稀行疏立，而不欲相亲。吾何私冤于象山哉！为其佐异端，鼓淫词，为人心害，吾对越上天，讲明公理，为人剖析是非，深有爱于人，而存忠恕之心，惧其或至误陷焉，而枉害了一生也。今吾子既深忌而痛护之矣，吾亦何苦强聒于子哉！姑置之勿论，待他日识见长而自定焉。只如洙泗之上大圣群哲，端拱肃列，相与讲道，下学而上达，是多少精微广大之旨，是多少缜密要切之功！殊不得与吾子浃洽讲贯，后生失此不及知，岂不大欠缺，为可惜！又深念吾子妙龄美质，正孔子所谓可畏之时。气力正强，志意正锐，正可阔著步做圣贤大业工夫，为天下大儒，无但隘守隅角，小道细行，姑长雄于山峡间，枉度了一生，又可惜！学中讲说，大小诸生，皆环坐乐听，是开阐多少宏纲大义，是发挥多少微言秘旨。而吾子独不得一闻，以发高明之见，又可惜！此月末，欲便归矣。与吾子只成结世情知识，而不成结道义交契者，何邪？九峰又闻尊丈说：吾子旦夕为四明之行，此岂小儿志识未定者之事邪？彼持敬苦行一节，为可美，而学术议论，只是一老禅伯，见之何为？看之不破，稚嫩之质，宁无转移溃乱邪？闻之极为良资美质痛惜，夜睫为之不交。早作，不觉肝肺流而为一篇，今未知吾子此行之果如何？将别矣，亦录为赠言，在别纸。

荀彧问仲长统以社所祭者何神也？统答所祭者土神也。侍中邓义以为不然而难之，彧令统答焉。统答义曰：「前见逮及，敢不敬对。退熟惟省，郊社之祭，国之大事，诚非学浅思薄者所宜兴论重复，亦以邓君难，事有先渐，议则既行，可谓辞而不可得，因而不可已者也。《屯》有经纶之义，《睽》有异同之辞，归于建国立家，通志断类也。意则欲广其微以宗实，备其论以求真，先难而后易，出异而归同乎？难曰：社祭土，主阴气，正所谓句龙土行之官，为社则主阴明矣，不与《记》说有违错也？答曰：今《记》之言社，辄与郊连，体有本末，辞有上下，谓之不错不可得。《礼运》曰：『政必本于天，肴殳以降命，命降于社之谓殽地，参于天地，并于鬼神』。又曰：『祭帝于郊，所以定在位也。祀社于国，所以列地利也』。《郊特牲》曰：『社所以神，地之道也。地载万物，天垂象。取财于地，取法于天，是以尊天而亲地。家主中霤，国主社，示本也！相此之类，元尚不道配食者也。主以为句龙，无乃失欤？难曰：信如此，所言土尊，故以为首，在于上宗伯之体，所当列上下之叙。上句当言天神、地祗、人鬼，何反先人而后地？上文如此，至下何以独不可，而云社非句龙，当为地哉？答曰：此形成著体，数自上来之次言之耳，岂足据使从人鬼之例邪？三科之祭，各指其体。今独摘出社稷，以为但句龙有烈山氏之子，恐非其本意也。案《记》言社土，而云何得之为然龙，则传虽言祀句龙为社，亦何嫌，反独不可谓之配食乎？《祭法》曰：『周人禘喾，郊稷，祖文王，宗武王』。皆以为配食者，若复可须，谓之不祭天乎？备读传者则真土，独据《记》者则疑句龙，未若交错参伍，致其义以相成之为善也。难曰：再特于郊牛者，后稷配故也。『社于新邑，牛一羊一豕一』。所以用二牲者，立社位祀句龙，缘人事之也。如此，非祀地明矣。以宫室新成，故立社耳。又曰『军行载社』者，当行赏罚，明不自专，故告祖而行赏，造社而行戮。二主明皆人鬼，人鬼故以告之。必若所云，当言载地主于齐斋车，又当言用命赏于天，不用命戮于地，非其谓也。所以有死社稷之义者，凡赐命受国，造建宫室，无不立社。是奉言所受立，不可弃捐苟免而去，当死之也。《易》句龙为其社，传有见文；今欲易神之相，令记附食，宜明其徵。祀国大事，不可不重。据经依传，庶无咎悔。答曰：郊特牲者，天至尊，无物以称专诚，而社稷太牢者，土于天为卑，缘人事以牢祭也。社礼今亡，井特之义未可得明也。昭告之文，皆于天地，何独人鬼？此言则未敢取者也。郊社之次，天地之序也。今使顺龙载冒其名，耦文于天，以度言之，不可谓义也。何为当平于社，不言用命赏于天乎？帝王两仪之参，宇中之莫尊者也。而盛一官之臣，以为土之贵神，置之宗庙之上，接之郊禘之次，俾守之者有死无失，何圣人制法之参差，用礼之偏颇？其列在先生人臣之位，其于四官，爵侔班同，比之司徒，于数居二。纵复令王者不同，礼仪相变，或有尊之，则不过当。若五卿之与冢宰，此坐之上下，行之先耳。不得同祖与社，言俱坐处尊位也。《周礼》为礼之经，而《礼记》为礼之传，案经傅求索见文，在于此矣。钧之两者未知孰是。去本神而不祭，与贬句龙为土配，比其轻重，何谓为甚？经有条例，《记》有明义，先儒未能正，不可称是。钩校典籍，论本考始，矫前易故，不从常说，不可谓非。孟轲曰：『予岂好辩哉，乃不得已也』。郑司农之正，此之谓也（《续汉·祭祀志下》注补。）」。

魏王所集方士名：上党王真、陇西封君达、甘陵甘始、鲁女生、谯国华佗字元化、东郭延年、唐霅、冷寿乐、河南卜式、张貂、蓟子训、汝南费长房、鲜奴辜、魏国军吏河南赵圣卿、阳城郤俭字孟节、庐江左慈字元放。右十六人，魏文帝、东阿王、仲长统所说（《博物志》五。）。《典论》谕又云：「王仲统云（当作「东阿王及仲长统云」。）：甘始、左元放、东郭延年、行容成御妇人法，并为丞相所录，间行其术，亦得其验。降就道士刘景受云母九子元方，年三百岁，莫知所在。武帝恒御此药，亦云有验。刘德治淮南王狱，得《枕中鸿宝秘书》，及子向咸共奇之，信白之道可成，谓神仙之道可致，卒亦无验乃以怀惧罪也（「博物志」五。案此二条出《典论》，又与子建相乱，非皆《昌言》原文，故附戴焉。自𠻳舌下泉」以下，当同在一篇。）」。

近具状乞罢蹇周辅及其子序辰见任，各令外补，候体量到事状，别听指挥。至今多日。伏缘周辅等首于江、湖增创盐额，配卖害民。数千里之人破产被刑，咨嗟怨讟，实不聊生。与吴居厚、王子京辈掊刻希进，情理无异。居厚等才行体量，先次移罢，独周辅父子出入朝省如故。臣以朝廷政事命令不一，罪同而行遣异，不足以服人心，故有论列。终不蒙施行，臣所未喻。今公论不安，皆有疑议，谓周辅昨知开封府，根勘军器少监蔡硕借贷官钱公事，周辅以硕乃宰相确之弟也，故附合观望，灭裂不尽公理。反以重罪坐举发之人，实有恩于蔡氏。所以今日宰臣确力主周辅父子，不令罢去。欺谩圣听，捐公法以报私恩。臣以谓果若如众论，所损不细。惟望圣慈裁酌，何惜罢周辅等？且令外任，听候朝命，庶几政令无二三偏党之疑，以报天下，以解大臣之谤。伏望速赐施行。

臣近具状论奏僧惠信指论僧司重法吏人受赃公事，已蒙付下大理寺施行。然伏见圣旨指挥，令据惠信经祠部状内所指人根究，不得支蔓。臣看详惠信之状，前于开封已曾断遣。后经祠部已送推司。会开封申陈，言祠部不当，遂朝旨更不施行。今既复以付之所司，则所司自有推勘之法。若止究状内人数，即或有分赃寄赃之类及凡干證左而不见于状者，皆不许其追照。狱无所质，何缘得情？兼祠部、开封各系经历，若有不当，自合一案推结。况两处昨者互有所陈，何可置而不问？盖状内之事则于法有禁，若状内之人于事相干，安得不治？向来朝廷送所司公事止令依法，或约束不使支蔓，未闻限定根究人数。臣又虑进呈取旨之时，不曾子细开陈，致有如此处分。窃虑勘司承望风旨，不尽公理，纵失有罪，违废典法。欲乞再降指挥本司，并依自来推勘条贯。乞仍责立近限，不得淹延。若前来承行官司明有违法，并令依条一处圆结奏裁。

统字公理，少好学，博涉书记，赡于文辞。年二十馀，游学青、徐、并、冀之间，与交者多异之。并州刺史高干，素贵有名，招致四方游士，士多归焉。统过干，干善待遇之，访以世事。统谓干曰：「君有雄志而无雄才，好士而不能择人，所以为君深戒也」。干雅自多，不纳统言。统去之，无几而干败。并冀之士，以是识统，大司农常林与统共在上党，为臣道统性倜傥，敢直言，不矜小节，每列郡命召，辄称疾不就。默语无常，时人或谓之狂。汉帝在许，尚书令荀彧领典枢机，好士爱奇，闻统名，启召以为尚书郎。后参太祖军事，还复为郎。延康元年卒，时年四十余。统每论说古今世俗行事，发愤叹息，辄以为论，名曰《昌言》，凡三十四篇（《魏志·刘劭传》注。案：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云：东海缪袭，常称统才章，足继西京董、贾、刘、扬，当亦表中语。）。

一说皇甫隆遇青牛道士，姓封名君达，其馀养性法，即可仿用。大略云：体欲尝少劳，无过虚；食去肥浓，节酸咸；灭思虑，损喜怒，除驰逐；慎房室施写，秋冬闭藏。详别篇，武帝行之有效（《博物志》同上。）。王仲统云（此有脱落，据《博物志》下文是东阿王及仲长统也。）：甘始、左元放、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，并为丞相所录问，行其术，亦得其验。降就道士刘景受云母九子丸方，年三百岁，莫知所在。武帝恒御此药，亦云有验。刘德治淮南王狱，得枕中《鸿宝苑》秘书，及子向，咸共奇之，信黄白之术可成，谓神仙之道可致，卒亦无验，乃以罹罪也。刘根不觉饥渴，或谓能忍盈虚。王仲都当盛夏之月，十炉火炙之不热；当严冬之时，裸之不而不寒；桓君山以为性耐寒暑。君山以无仙道，好奇者为之，前者已述焉（《博物志》同上。）。

人主虚心不自用，而用大臣；大臣虚心不自用，而用天下；上下虚心俱不自用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世之大臣有欲为之主而功业不见于当世者，问其故，则曰：「人主不能忘己而用我，委任不吾尽也，施设不吾专也。人主幸而忘己用我矣，然同列嫉之，举朝龂龂，圜视而攻之，功业竟无所成就」。此其故又何也？人主能虚心听我，我未能虚心以听天下。天下大物也，人主且不敢自任，虚心而寄之我，我不虚心听之，而挟己以盖物，宁能使天下不我议乎？夫所以不能虚心者，非不知天下将议己也，私意实其中而不能自胜也。私意与公理相为消长，公理胜则谋虽不己出，不忌其成功；权虽不己专，不惧其害己。天下之事，使天下之人议之，而吾以天下之心听之，贤者才者若己有之，贤者才者舍己从之，胸中洞然无复有我，则天下亦无以致不平之心于我矣。惟夫私意既胜于中，谋必欲己是也，权必欲己归也，合己者援之，异己者去之，胜己者抑之，虽有至善不能入也，虽有至蔽不能照也。何者？先有以拒之于内也。古之知道者，坐于庙堂之上，同列不吾忌、朝廷不吾议、天下不吾惑者，惟以公理胜其私意耳。往者杜祁公为相，范、韩、富同在政府，此数公者，皆平日同于爱君忧国之人也。至于议论之际，杜公之所欲罪，范公则以为不可；韩公之所是，则又富公之所非。其参差不合如此，然杜公不以是而疑同列，而同列亦不以此自疑。时孙甫为谏官，盖杜公所荐，二三公所知也。甫论保州之变，罪枢府不时发，则指杜公也；非益兵之议，牾牴大臣尤切，则二三公也。甫诚不阿其所好矣，而诸公亦不恶其异己。王荆公在政府，方得君用事，其所与同列者，富、曾、唐、赵也，虽旧德宿望，皆以议不合引去；台谏则温公、申公、范忠宣公、吕公诲也，皆以诋訾新法罢；给舍则范蜀公、宋公敏求、李公大临、苏公颂也，皆以封缴已行之命斥。公方怨言者明道先生也，及往议事，公厉色待之，明道曰：「天下事非一家私议，愿公平气以听」。而荆公乃为之愧。夫庆历诸公惟以公理自胜，故其心旷然，无所适莫尔。荆公非不欲与当时贤者共一世之功名也，顾私意关系于中，已无受之之地矣。然荆公议事人主前，如与朋友争议于私室，一语不合，必反覆诘难，待肯乃已，何独于天下之议，使不得尽乎？使荆公推我所以欲尽言于人主之意，与人主所以虚心听我之意，荡然与物通怀，以参同异，则一熙宁之政，安有异日之纷纷哉？后世此风益滋，庙堂之上，参裁一事，除拟一吏，则论议互起，一语不契，即成私憾，操说相异，立党相攻，相轧以进，相持以竞。事不问当否，随所主之人而罢行；人不问贤愚，随所用之人而进退。非特同列如此其龃龉也，都司，宰相之属也，事有依违，不敢以臆见论正；给舍所当预闻政事也，多顾小嫌，难于违覆；台谏所当论得失也，语及庙堂，则护短饰非，以为深忌；省寺所以分职守也，讨论故实，寻会比例，皆观望所主而后报。立朝之士，欲有所开说者，必上不拂人主之旨意，下不迕大臣之主议，然后敢出于口。夫庙堂之询谋，不务以理相服，而以势相胜。朝廷之议论，又喜其逢己而恶其异己。此所以黜陟不厌于人心，举动乖刺于物听也。曷若捐私意、求至公，忘己持议论之平。于所当守，矻然如砥柱，不牵于众而妄随；于所当从，旷然如虚舟，不以出于己者为是。使天下泯然无所议其好恶同异之迹，呜呼！非纯意于国事者，其孰能与于此？

臣昔忝河内，临辞受诏：「卿所言悉要事，宜大小数以闻。恒苦多事，或不能悉有报，勿以为疑」。臣受诏之日，喜惧交集，益思自竭，用忘其鄙，愿以萤烛，增晖重光。到郡草具所陈如左，未及书上，会臣婴丁天罚，寝顿累年，今谨封上前事。臣虽才不经国，言浅多违，犹愿陛下垂省，使臣微诚得经圣鉴，不总弃于常案。如有足采，冀补万一。

伏见诏书，开启土宇，以支百世，封建戚属，咸出之藩，夫岂不怀，公理然也。树国全制，始成于今，超秦、汉、魏氏之局节，绍五帝三代之绝迹。功被无外，光流后裔，巍巍盛美，三五之君殆有惭德。何则？彼因自然而就之，异乎绝迹之后更创之。虽然，封幼稚皇子于吴蜀，臣之愚虑，谓未尽善。夫吴越剽轻，庸蜀险绝，此故变衅之所出，易生风尘之地。且自吴平以来，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，此时之至患也。又内兵外守，吴人有不自信之心，宜得壮主以镇抚之，使内外各安其旧。又孙氏为国，文武众职，数拟天朝，一旦堙替，同于编户。不识所蒙更生之恩，而灾困逼身，自谓失地，用怀不靖。今得长王以临其国，随才授任，文武并叙，士卒百役不出其乡，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。内兵得散，新邦又安，两获其所，于事为宜。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，分王吴、蜀。以其去近就远，割裂土宇，令倍于旧。以徙封故地，用王幼稚，须皇子长乃遣君之，于事无晚也。急所须地，交得长主，此事宜也。臣所陈封建，今大义已举，然余众事，傥有足采，以参成制，故皆并列本事。

臣闻：不惮危悔之患，而愿献所见者，尽忠之臣也；垂听逆耳，甘纳苦言者，济世之君也。臣以期运，幸遇无讳之朝。虽尝抗疏陈辞，汜论政体，犹未悉所见，指言得失，徒荷恩宠，不异凡流。臣窃自愧，不尽忠规，无以上报，谨列所见如左。臣诚未自许所言必当，然要以不隐所怀为上报之节。若万一足采，则微臣更生之年；如皆瞽妄，则国之福也。愿陛下缺半日之间，垂省臣言。

伏维陛下虽应天顺人，龙飞践阼，为创基之主，然所遇之时，实是叔世。何则？汉末陵迟，阉竖用事，小人专朝，君子在野，政荒众散，遂以乱亡。魏武帝以经略之才，拨烦理乱，兼肃文教，积数十年，至于延康之初，然后吏清下顺，法始大行。逮至文、明二帝，奢淫骄纵，倾殆之主也。然内盛台榭声色之娱，外当三方英豪严敌，事成克举，少有愆违，其故何也？实赖前绪，以济勋业。然法物政刑，固已渐颓矣。自嘉平之初，晋祚始基，逮于咸熙之末，其间累年。虽鈇钺屡断，剪除凶，然其存者咸蒙遭时之恩，不轨于法。泰始之初，陛下践阼，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，非其子孙，则其曾玄。古人有言，膏梁之性难正，故曰时遇叔世。当此之秋，天地之位始定，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。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，法宽有由，积之在素，异于汉，魏之先；三祖崛起易朝之为，未可一旦直绳御下，诚时宜也。然至所以为政，矫世众务，自宜渐出公涂，法正威断，日迁就肃。譬由行舟，虽不横截迅流，然俄向所趣，渐靡而往，终得其济。积微稍著，以至于今，可以言政。而自泰始以来，将三十年，政功美绩，未称圣旨，凡诸事业，不茂既往。以陛下明圣，犹未及叔世之弊，以成始初之隆，传之后世，不无虑乎！意者，臣言岂不少概圣心夫！

顾惟万载之事，理在二端。天下大器，一安难倾。一倾难正。故虑经后世者，必精目下之政，政安遗业，使数世赖之。若乃兼建诸侯而树藩屏，深根固蒂，则祚延无穷，可以比迹三代。如或当身之政，遗风馀烈不及后嗣，虽树亲戚，而成国之制不建，使夫后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。若未尽其理，虽经异时，忧责犹追在陛下，将如之何！愿陛下善当今之政，树不拔之势，则天下无遗忧矣。

夫圣明不世及，后嗣不必贤，此天理之常也。故善为天下者，任势而不任人。任势者，诸侯是也；任人者，郡县是也。郡县之察，小政理而大势危；诸侯为邦，近多违而远虚固。圣王推终始之弊，权轻重之理，包彼小违以据大安，然后足以藩固内外，维镇九服。夫武王圣主也，成王贤嗣也，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，虑经无穷也。且善言今者，必有验之于古。唐虞以前，书文残缺，其事难详。至于三代，则并建明德，及兴王之显亲，列爵五等，开国承家，以藩屏帝室，延祚久长，近者五六百岁，远者仅将千载。逮至秦氏，罢侯置守，子弟不分尺土，孤立无辅，二世而亡。汉承周、秦之后，杂而用之，前后二代各二百馀年。揆其封建不用，虽强弱不适，制度舛错，不尽事中，然迹其衰亡，恒有同姓失职，诸侯微时，不在强盛。昔吕氏作乱，幸赖齐、代之援，以宁社稷。七国叛逆，梁王捍之，卒弭其难。自是之后，威权削夺，诸侯止食租奉，甚者至乘牛车。是以王莽得擅本朝，遂其奸谋，倾荡天下，毒流生灵。光武绍起，虽封树子弟，而不建成国之制，祚亦不延，魏氏承之，圈闭亲戚，幽囚子弟，是以神器速倾，天命移在陛下。长短之应，祸福之徵，可见于此。又魏氏虽正位居体，南面称帝，然三方未宾，正朔有所不加，实有战国相持之势。大晋之兴，宣帝定燕，太祖平蜀，陛下灭吴，可谓功格天地，土广三王，舟车所至，人迹所及，皆为臣妾，四海大同，始于今日。宜承大勋之籍，及陛下圣明之时，开启土宇，使同姓必王，建久安于万载，垂长世于无穷。

臣又闻国有任臣则安，有重臣则乱。而王制，人君立子以适不以长，立适以长不以贤，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。而贤明至少，不肖至众，此固天理之常也。物类相求，感应而至，又自然也。是以暗君在位，则重臣盈朝；明后临政，则任臣列职。夫任臣之与重臣，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。然成败相反，邪正相背，其故何也？重臣假所资以树私，任臣因所籍以尽公。尽公者，政之本也；树私者，乱之源也。推斯言之，则泰日少，乱日多，政教渐颓，欲国之无危，不可得也。又非徒唯然而已。借令愚劣之嗣，蒙先哲之遗绪，得中贤之佐，而树国本根不深，无干辅之固，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。何则？国有可倾之势，则执权者见疑，众疑难以自信，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。若乃建基既厚，藩屏强御，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，曩之所谓重臣者，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。何则？理无危势，怀不自猜，忠诚得著，不惕于邪故也。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，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。是以五等既列，臣无忠慢，同于竭节，以徇其上。群后既建，继体贤鄙，亦均一契，等于无虑。且树国苟固，则所任之臣，得贤益理；次委中智，亦足以安。何则？势固易持故也。

然则建邦苟尽其理，则无向不可。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，逮至宣王，宣王之后，到于赧王，其间历载，朝无名臣，而宗庙不陨者，诸侯维持之也。故曰，为社稷计，莫若建国。夫邪正逆顺者，人心之所系服也。今之建置，宜审量事势，使诸侯率义而动，同忿俱奋，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。若包藏祸心，惕于邪而起，孤立无党，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。然齐此甚难，陛下宜与达古今善识事势之士深共筹之。建侯之理，使君乐其国，臣荣其朝，各流福祚，传之无穷；上下一心，爱国如家，视百姓如子，然后能保荷天禄，兼翼王室。今诸王裂土，皆兼于古之诸侯，而君贱其爵，臣耻其位，莫有安志，其故何也？法同郡县，无成国之制故也。今之建置，宜使率由旧章，一如古典。然人心系常，不累十年，好恶未改，情愿未移。臣之愚虑，以为宜早创大制，迟回众望，犹在十年之外，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，荣其所蒙，上下相持，用成藩辅。如今之为，适足以亏天府之藏，徒弃谷帛之资，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。

古者封建既定，各有其国，后虽王之子孙，无复尺土，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。若推亲疏，转有所废，以有所树，则是郡县之职，非建国之制。今宜豫开此地，令十世之内，使亲者得转处近。十世之远，近郊地尽，然后亲疏相维，不得复如十世之内。然犹树亲有所，迟天下都满，已弥数百千年矣。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，甚非所宜。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，都更裂土分人，以王同姓，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，然后可以永安。古者封国，大者不过土方百里，然后人数殷众，境内必盈其力，足以备充制度。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，然力实寡，不足以奉国典。所遇不同，故当因时制宜，以尽事适今。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，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，然非急所须，渐而备之，不得顿设也。须车甲器械既具，群臣乃服彩章；仓廪巳实，乃营宫室；百姓已足，乃备官司；境内充实，乃作礼乐。唯宗庙社稷，则先建之。至于境内之政，官人用才，自非内史、国相命于天子，其馀众职及死生之断、谷帛资实、庆赏刑威、非封爵者，悉得专之。今臣所举二端，盖事之大较；其所不载，应在二端之属者，以此为率。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，若备旧典，则官司以数，事所不须，而以虚制损实力。至于庆赏刑断，所以卫下之权，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。故臣之愚虑，欲令诸侯权具，国容少而军容多，然亦终于必备今事为宜。

周之建侯，长享其国，与王者并，远者仅将千载，近者犹数百年；汉之诸王，传祚暨至曾玄。人性不甚相远，古今一揆，而短长甚违，其故何邪？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。周之封建，使国重于君，公侯之身轻于社稷，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。敦兴灭继绝之义，故国祚不泯。不免诛放，则群后思惧，胤嗣必继，是无亡国也。诸侯思惧，然后轨道，下无亡国，天子乘之，理势自安，此周室所以长在也。汉之树置君国，轻重不殊，故诸王失度，陷于罪戮，国随以亡。不崇兴灭继绝之序，故下无固国。下无固国，天子居上，势孤无辅，故奸臣擅朝，易倾大业。今宜反汉之弊，修周旧迹。国君虽或失道，陷于诛绝，又无子应除，苟有始封支胤，不问远近，必绍其祚。若无遗类，则虚建之，须皇子生，以继其统，然后建国无灭。又班固称「诸侯失国亦犹网密」，今又宜都宽其检。且建侯之理，本经盛衰，大制都定，班之群后，著誓丹青，书之玉版，藏之金匮，置诸宗庙，副在有司。寡弱小国犹不可危，岂况万乘之主！承难倾之邦而加其上，则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，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。臣之愚，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，寄大业于固成之势，则可以无遗忧矣。

今阎闾少名士，官司无高能。其故何也？清议不肃，人不立德，行在取容，故无名士。下不专局，又无考课，吏不竭节，故无高能。无高能，则有疾世事；少名士，则后进无准，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。夫欲富贵而恶贫贱，人理然也。圣王大谙物情，知不可去，故直同公私之利，而诡其求道，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贫，欲贵者必先安贱。安贱则不矜，不矜然后廉耻厉，守贫者必节欲，节欲然后操全。以此处务，乃得尽公。尽公者，富贵之徒也，为无私者终得其私，故公私之利同也。今欲富者不由贫自得富，欲贵者不安贱自得贵，公私之涂既乖，而人情不能无私，私利不可以公得，则恒背公而横务。是以风节日颓，公理渐替，人士富贵，非轨道之所得。以此为政，小大难期，然教颓来既久，难反一朝。又世放都靡，营欲比肩，群士浑然，庸行相似，不可顿肃，甚殊黜陟也。且教不求尽善，善在抑尤，同侈之中，犹有甚泰。使夫昧适情之乐者，损其显荣之贵，俄在不鲜之地；约己洁素者，蒙俭德之报，列于清官之上。二业分流，令各有蒙，然俗放都奢，不可顿肃，故臣私虑，愿先从事于渐也。

天下至大，万事至众，人君至少，同于天日，故非垂听所得周览。是以圣王之化，执要而已，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。分职既定，无所与焉，非惮日昃之勤，而牵于逸豫之虞，诚以政体宜然，事势致之也。何则？夫造创谋始，逆暗是非，以别能否，甚难察也。既以施行，因其成败，以分功罪，甚易识也。易识在考终，难察在造始，故人君恒居其易则安，人臣不处其难则乱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，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，饰文采以避目下之谴重，此政功所以未善也。今人主能恒居易执要以御其下，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徵，无逃其诛赏。故罪不可蔽，功不可诬。功不可诬，则能者劝；罪不可蔽，则违慢日肃，此为国之大略也。臣窃惟陛下圣心，意在尽善，惧政有违，故精事始，以求无失。又以众官胜任者少，故不委务，宁居日昃也。臣之愚虑，窃以为今欲尽善，故宜考终。何则？精始难校故也。又群官多不胜任，亦宜委务，使能者得以成功，不能者得以著败。败著可得而废，功成可得遂任，然后贤能常居位以善事，暗劣不得以尸禄害政。如此不已，则胜任者渐多，经年少久，即群司遍得其人矣。此校才考实政之至务也。今人主不委事仰成，而与诸下共造事始，则功罪难分。下不专事，居官不久，故能否不别。何以验之？今世士人决不悉良能也。又决不悉疲软也。然今欲举一忠贤，不知所赏；求一负败，不知所罚。及其免退，自以犯法耳，非不能也。登进者自以累资及人间之誉耳，非功实也。若谓不然，则当今之政未称圣旨，此其徵也。陛下御今法为政将三十年，则功未日新，其咎安在？古人有言：「琴瑟不调，甚者必改而更张」。凡臣所言，诚政体之常，然古今异宜，所遇不同。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，都委务于下，至于今事应奏御者，蠲除不急，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。

古者六卿分职，冢宰为师。秦汉已来，九列执事，丞相都总。今尚书制断，诸卿奉成，于古制为重，事所不须，然今未能省并。可出众事付外寺，使得专之，尚书为其都统，若丞相之为。惟立法创制，死生之断，除名流徙，退免大事，及连度支之事，台乃奏处。其馀外官皆专断之，岁终台阁课功校簿而已。此为九卿造创事始，断而行之，尚书书主，赏罚绳之，其势必愈考成司非而已。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，上之所失，不得复以罪下，岁终事功不建，不知所责也。夫监司以法举罪，狱官案劾尽实，法吏据辞守文，大较加同，然至于施用，监司与夫法狱体宜小异。狱官唯实，法吏唯文，监司则欲举大而略小。何则？夫细过微阙，谬妄之失，此人情之所必有，而悉纠以法，则朝野无全人，此所谓欲理而反乱者也。

故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，纲举则所罗者广，网疏则小必漏，所罗者广则为政不苛，此为政之要也。而自近世以来，为监司者，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。微过不足以害政，举之则微而益乱；大纲不振，则豪强横肆，豪强横肆，则百姓失职矣，此错所急而倒所务之由也。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，使天下可善化。及此非难也，人主不善碎密之案，必责犯强举尤之奏，当以尽公，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。夫大奸犯政而乱兆庶之罪者，类出富强，而豪富者其力足惮，其货足欲，是以官长顾势而顿笔。下吏纵奸，惧所司之不举，则谨密网以罗微罪。使奏劾相接，状似尽公，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。非徒无益于政体，清议乃由此而益伤。古人有言曰：「君子之过，如日之蚀焉」。又曰：「过而能改」。又曰：「不贰过」。凡此数者，皆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。苟不至于害政，则皆天网之所漏；所犯在甚泰，然后王诛所必加，此举罪浅深之大例者也。

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，不善者必夷戮以警众，此为政诛赦之准式也。何则？所为贤人君子，苟不能无过，小疵不可以废其身，而辄绳以法，则愧于明时。何则？虽有所犯，轻重甚殊，于士君子之心受责不同而名不异者，故不轨之徒得引名自方，以惑众听，因名可乱，假力取直，故清议益伤也。凡举过弹违，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，今举小过，清议益颓。是以圣人深识人情而达政体，故其称曰：「不以一眚掩大德」。又曰：「赦小过，举贤才」。又曰：「无求备于一人」。故冕而前旒，充纩塞耳，意在善恶之报必取其尤，然后简而不漏，大罪必诛，法禁易全也。何则？害法在犯尤，而谨搜微过，何异放兕豹于公路，而禁鼠盗于隅隙。古人有言：「鈇钺不用而刀锯日弊，不可以为政」。此言大事缓而小事急也。时政所失，少有此类，陛下宜反而求之，乃得所务也。

夫权制不可以经常，政乖不可以守安，此言攻守之术异也。百姓虽愚，望不虚生，必因时而发。有因而发，则望不可夺；事变异前，则时不可违。明圣达政，应赴之速，不及下车，故能动合事机，大得人情。昔魏武帝分离天下，使人役居户，各在一方；既事势所须，且意有曲为，权假一时，以赴所务，非正典也。然逡巡至今，积年未改，百姓虽身丁其困，而私怨不生，诚以三方未悉荡并，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。是以甘役如归，视险若夷。至于平吴之日，天下怀静，而东南二方，六州郡兵，将士武吏，戍守江表，或给京城运漕，父南子北，室家分离，咸更不宁。又不习水土，运役勤瘁，并有死亡之患，势不可久。此宜大见处分，以副人望。魏氏错役，亦应改旧。此二者各尽其理，然黔首感恩怀德，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。自董卓作乱以至今，近出百年，四海勤瘁，丁难极矣。六合浑并，始于今日，兆庶思宁，非虚望也。然古今异宜，所遇不同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，放息马牛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，兵备待事其乡，实在可为。纵复不得悉然为之，苟尽其理，可静三分之二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。但如斯而已，天下所蒙已不訾矣。

政务多端，世事之未尽理者，难遍以疏举，振领总纲，要在三条。凡政欲静，静在息役，息役在无为。仓廪欲实，实在利农，利农在平籴。为政欲著信，著信在简贤，简贤在官久。官久非难也，连其班级，自非才宜，不得傍转以终其课，则事善矣。平籴已有成制，其未备者可就周足，则谷积矣。无为匪他，却功作之勤，抑似益而损之利。如斯而已，则天下静矣。此三者既举，虽未足以厚化，然可以为安有馀矣。夫王者之利，在生天地自然之财，农是也。所立为指于此，事诚有功益。苟或妨农，皆务所息，此悉似益而损之谓也。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，不得止已，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。目下为之，虽少有废，而计终已大益。农官有十百之利，及其妨害，在始似如未急，终作大患，宜逆加功，以塞其渐。如河、汴将合，沈莱苟善，则役不可息。诸如此类，亦不得已已。然事患缓急，权计轻重，自非近如此类，准以为率，乃可兴为，其馀皆务在静息。然能善算轻重，权审其宜，知可兴可废，甚难了也。自非上智远才，不干此任。夫创业之美，勋在垂统，使夫后世蒙赖以安。其为安也，虽昏犹明，虽愚若智。济世功者，实在善化之为，要在静国。至夫修饰官署，凡诸作役务为恒伤过泰，不患不举，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。至于仰蒙前绪，所凭日月者，实在遗风系人心，馀烈匡幼弱，而今勤所不须，以伤所凭。钧此二者，何务孰急，陛下少垂恩回虑，详择所安，则大理尽矣。

世之私议，窃比陛下于孝文，臣以为圣德隆杀，将在乎后，不在当今。何则？陛下龙飞凤翔，应期践阼，有创业之勋矣。扫灭强吴，奄征南海，又有之矣。以天子之贵，而躬行布衣之所难，孝俭之德，冠于百王，又有之矣。履宜无细，动成轨度，又有之矣。若善当身之政，建藩屏之固，使晋代久长，后世仰瞻遗迹，校功考事，实与汤武比隆，何孝文足云！臣之此言，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，其事实然。若所以资为安之理，或未尽善，则恐良史书勋，不得远尽弘美，甚可惜也。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参圣虑，经年少久，终必有成。愿陛下少察臣言（《晋书·刘颂传》，又《群书治要》三十引《晋书》。）！